美国近期爆发多起博彩丑闻,涉及现役及退役NBA球员、MLB投手和UFC格斗选手。部分涉事球星身背数百万美元合同,引发外界质疑：“他们为何甘冒风险？”
年薪逾2500万美元的特里·罗齐尔因涉嫌假装受伤提前退赛,使赌徒获利而被捕。但检方称,押注其“低数据”的赌注仅数千美元,最多也不过数十万美元。
同样,埃曼努尔·克拉斯因在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与赌徒串通,通过操纵投球进行数千美元投注而被捕。检方指出,过去两年针对其投球的投注总额达40万美元。
克拉斯与队友路易斯·奥尔蒂斯被控收受5000美元和7000美元贿赂,故意投出偏离好球带的球。2022年,克拉斯与克利夫兰守护者队签下五年2000万美元续约合同。上赛季他收入450万美元,原定2026年薪资达600万美元。尽管薪资较低,奥尔蒂斯去年仍获得逾78万美元报酬。
UFC选手艾萨克·杜尔加里安的薪资无疑低于罗齐尔和克拉塞,但他因涉嫌操纵比赛而彻底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。UFC主席达纳·怀特表示,赛前曾与杜尔加里安交谈,警告其存在可疑投注记录。当杜尔加里安在首回合被降服后,怀特立即联系联邦调查局并解除了该选手的UFC合约。
尽管案件仍在调查中,运动员在罪名成立前均被推定无罪；但随着证据浮出水面,疑问持续发酵：为何他们要为看似微不足道的金额,冒险牺牲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职业生涯、赞助合同及退役后的媒体收入？更何况如今面临刑事起诉,他们承受的惩罚远不止收入损失。
我们采访了利物浦大学经济学家大卫·福雷斯特博士,探究运动员为何甘冒高风险却回报甚微。福雷斯特长期研究博彩市场效率、监管问题、病态博彩及为牟利操纵比赛等课题,曾与英国博彩委员会、欧足联、国际刑警组织及球员工会等机构合作制定反操纵政策,并担任美国博彩协会顾问。
风险认知偏差
福雷斯特博士指出：“我们确实知道,在普遍情况下,跨体育项目的薪资水平是操纵比赛的重要决定因素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犯罪的回报——即潜在损失本身——取决于职业生涯剩余薪资和被抓获的概率。通常而言,这意味着低薪联赛中的操纵行为会比高薪联赛更为普遍。”
土耳其近期博彩丑闻正是如此：低级别联赛中逾90%的球员因违规投注遭禁赛。然而在备受瞩目的NBA和MLB案件中,球员们冒着数百万美元薪资的风险参与操纵。
福雷斯特博士继续指出：“这确实构成认知难题——我们难以想象年薪500万美元的运动员会为操纵比赛的微薄收益动摇。”
“当然也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不会被发现。他们对风险存在认知偏差——若以为无人监督,便可能想’反正多赚点钱’。只要不被抓,就不会损失什么。因此道德底线低且对被捕概率认知不足的人可能参与其中。”
在不受监管的博彩世界或某些国家,玩家可以匿名博彩。随着美国各地合法化浪潮的推进,这层遮掩已不复存在——每笔投注都会留下数字痕迹。
“天真的玩家可能仍以为自己身处无人监管的辖区,”他表示。“如今他们虽合法投注,却未能意识到合法化意味着监管：包括对特定赛果的投注金额、投注者地理位置等信息的监控。”
痴迷与赌徒心态
另一关键因素在于,不仅体育博彩本身存在关联,职业运动员群体中问题博彩的普遍性也值得关注。福雷斯特指出：“职业运动员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问题博彩发生率极高,其职业风险程度堪比军人。”
他补充道：”问题在于多数职业运动员都具有强迫型人格——若非将童年后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投入疯狂训练,根本不可能进入职业行列。他们别无选择,否则永远无法跻身职业行列。因此这类人天生一旦投入某件事就会沉迷其中,这种强迫倾向同样会使他们面临成为问题赌徒或病态赌徒的风险。”
前NBA球员达蒙·琼斯因涉及NBA体育博彩丑闻及扑克操纵案被起诉。据悉,尽管职业生涯收入达2000万美元,他仍申请破产,出庭时甚至无力支付律师费。
他获准保释的条件是不得博彩。检方表示：“我们要求他远离博彩,包括网络游戏。他存在极其严重的博彩问题。”
福雷斯特指出,职业运动员中此类现象屡见不鲜。他提及前利物浦球员迪特马·哈曼的案例——据报道哈曼仅用一个下午就因投注板球赛事输掉500万英镑。“即便坐拥巨额薪资,若存在病态博彩倾向,运动员仍可能陷入经济困境,”福雷斯特如是说。
有组织犯罪与长期操控
福雷斯特同时指出运动员可能与犯罪集团存在长期联系。他援引南非板球运动员汉西·克朗杰的案例——这位球员曾臭名昭著地操纵对阵英格兰的重大赛事。
福雷斯特分析道：“相较于他获得的回报,当时的酬劳微不足道。但警方追溯发现,该犯罪集团早在其青少年时期就已招募他。他们用微薄报酬让他做些小事,而这唯一一次失足,却成为贯穿其职业生涯的把柄。”
在NBA丑闻中,黑手党犯罪家族成员与球员及教练一同被起诉。琼泰·波特因承认电汇欺诈罪正等待量刑,据悉他因博彩问题被犯罪集团盯上。因此,近期丑闻可能涉及多种因素的叠加作用。
“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个人故事,”福雷斯特表示。
如何防范操纵比赛
我们询问福雷斯特,监管机构、体育联盟和博彩公司如何降低操纵比赛的风险。他回答：“我绝对支持法律监管模式,禁止诸如投球速度这类微小投注选项并无害处。”
福雷斯特指出,尽管美国职棒大联盟已对微型投注设置限额,但该措施仅在投注者不转向无监管市场时才有效。他补充道：”需调查非法市场是否存在相同投注项目,我更倾向于将尽可能多的市场需求引导至合法渠道。
“原因在于,海外运营商同样精明,他们接受的投注额度也会设置上限。”
福雷斯特指出,反对禁赌和限额的批评者认为,此举反而可能将玩家推向无监管平台——这恰恰是需要避免的核心问题。
他表示：“离岸市场资金流动越少,押注大额赌注就越困难。我认为抽离离岸市场的流动性,就像切断其氧气供应。”
“如果很少有人押注某类赌局,庄家就不会接受大额投注。他无法将风险转嫁给持不同观点的其他赌客。因此在禁令实施前,必须评估离岸市场能否提供同类投注选项。”
合法化博彩,而非将其视为税收工具
这是否意味着全美应全面合法化博彩？福雷斯特表示赞同,但前提是建立完善监管机制。
“若全国采用宽松监管模式将适得其反,”他强调。
合法化有助于揭露操盘行为并保护问题赌徒。同时福雷斯特提醒各州警惕为创收而忽视市场管控的风险。
他强调：“我认为合法化最大的隐患在于各州极易将其视为创收工具,只顾最大化税收而不顾全局。”
在英国,博彩公司正联合抵制即将实施的博彩税上调,认为此举将导致赌客涌向无监管市场。立法者在制定博彩监管与征税框架时,必须综合考量这些因素,同时提供足够价值以维持赌客在合法平台的活跃度。
福雷斯特警告称,一旦赌客转向离岸黑市,风险就会大幅增加。